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日渐增多,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在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无论从保护的范围还是强度上都是十分典型的国家, 解决中国与印度乃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从根本上需要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市场化水平,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同时,需要通过双边对话和在多边贸易体系内进行协调,尽量减轻贸易保护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一、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特征
近年来,印度对华贸易摩擦呈现出三个典型特征:在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上以采取反倾销措施为主；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且为“单向贸易摩擦”；贸易摩擦的强度也呈上升趋势。
1、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以反倾销为主
反倾销在贸易摩擦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保护措施。中国出口产品从1979年开始遭遇到反倾销的困扰,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共遭受了784起反倾销调查,占到了同期全球反倾销调查案件总量(3752起)的21%,并从1992年开始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共体等发达贸易伙伴是反倾销的主要使用者,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运用反倾销来限制中国产品,其中印度最为突出。根据印度商工部网站案件列表统计,从1992年印度对外发起第1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10年年底,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137起反倾销调查,1起反补贴调查,6起特保措施调查和11起保障措施调查。总体来讲,中印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以反倾销措施为主,占比高达到90%。
2、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且为“单向”贸易摩擦
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主要是以欧盟和美国为主。与印度发起反倾销的数量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对印度发起反倾销可谓是少之又少,2005—2010年只有1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并没有将反倾销作为对等的措施报复印度,具有明显的单向性。1995—2000 年的6年间,从数量上来说,印度对华的反倾销呈逐渐上升趋势,并在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印度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达到峰值,高达14件之多。但随后2003年及2004年却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下降,而到2005年由于纺织品服装配额的取消,印度对华反倾销从此又开始呈逐渐攀升趋势。印度国内一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之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印度为保护本地市场,不断地挑起贸易争端,同时在“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印度更是不断地针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力图从经济上遏制中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高达15件,使得我国产品深受其害。此时印度成为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已超过了欧美等发达国家。
3、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强度也逐渐加大
自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发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开始,印度就不断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与印度对全球发起的反倾销对比可以发现,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的案件数量占其对全球反倾销调查的比重自2004年以来(29%)明显高于1995—2003年阶段的水平(21%)。印度对华采取的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量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最频繁时印度曾经在一年内连续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15宗反倾销调查。不仅如此,这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的涉案金额均十分庞大,仅2008年一年,印度对外反倾销涉案金额就高达16.7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0倍,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正常发展。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在表现形式方面,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近几年来较为单一,主要是以反倾销为主。第二,在数量方面,虽然在2003年和2004年出现了一个小幅度下降,但是总体上来说,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第三,在强度方面,不管是从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占对全球调查的比重,还是涉案金额来说,印度对华采取的反倾销调查呈现加强趋势。
二、中印贸易摩擦产生内在机制涉及的具体原因分析
1.产业结构相似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外部依赖的共同作用
一些研究认为,由于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相似,两国贸易缺乏互补性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但从理论上讲,对于中印的发展中国家性质和要素禀赋特征而言,产业结构的相似应当是降低了贸易的可能性,特别是降低了贸易的潜在规模,而不是导致剧烈的双边贸易摩擦,特别是该观点不能解释中印之间的“单向”贸易摩擦现象。是产业结构相似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外部依赖共同导致印度频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由于类似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两国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处于竞争地位。但由于中国内部消费性需求的不足,导致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投资性需求来满足增长的需要,而这些投资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出口偏向型”的,当过剩的产能无法在本国市场上消化时,必然导致出口的迅速增长。而发达国家的市场无法消化这些产能时,中国的部分出口必然转向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中国对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相似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从而导致“单向”贸易摩擦。
2.中印贸易长期失衡
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被看做是印度频繁发起贸易保护措施的重要原因。从宏观层面上,贸易余额和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密切相关,印度自2005年以来均是贸易逆差国且规模不断扩大,而对华贸易逆差又占到了印度贸易逆差的较大比重(中国2010年对印顺差占印度2009—2010财年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约为17%),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动机。
3.印度的就业形势长期得不到改善
保护就业是很多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重要目的之一,特别是失业率较高的国家通常会将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点领域。印度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面临高失业率的困扰,在金融危机期间失业率更是高达10%以上。高失业率和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促使印度当局频繁使用反倾销措施限制中国制造业产品对印出口。
4.“中国威胁论”在印度的盛行
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原因,印度官方与民众长期将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作为威胁印度安全与稳定的因素。经济上表现为将中印贸易顺差、印度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市场稳定和印度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问题混为一谈。在“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印度政界和工商界的一些人宣扬“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对印度在新世纪领导世界的努力构成最大的挑战”,说中国商品像“洪水猛兽”一样地涌进印度市场,“向印度发动经济入侵”等。从贸易政策上则体现为不断通过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强化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试图从经济上遏制中国,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5.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负面影响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谈判中,对入世协议中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方法条款做出了让步,允许贸易伙伴国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e conomies)来确定正常价值。通常进口国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通常采用三种替代价格,即:替代国价格、构成价格和相似产品在进口国的销售价格。由于这些价格替代方法具有较强的任意性,常常导致我国的出口企业在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企业即便应诉胜诉的机会也较小,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了贸易伙伴对我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调查。就印度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而言,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调查数量的上升。
三、缓解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建议
缓解中印贸易摩擦除了加强预警、提升企业的应诉积极性、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等具体措施以外,从根本上需要创造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的国际环境和双边经贸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经济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提高家庭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出口市场的依赖性。这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稳定家庭收入预期,降低家庭的预期风险水平,提高家庭消费水平。推动我国从出口大国向进出口大国转变,提高我国市场对贸易伙伴的吸引力,促进贸易收支的平衡。从根本上降低我国遭受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2.通过双边与多边贸易商谈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通过协商进一步加大开放程度,创造便利的贸易环境,而且双方还应加强建立新的合作机制,积极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在不对商品、投资、服务设置新的限制措施的前提下,通过谈判减少原有的贸易限制措施。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者其他形式的双边经贸合作强化制度约束,降低印度对华实施贸易限制的动因。近年来,中国已与巴基斯坦、智利、秘鲁等发展中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也于2010年正式运行,这些实践活动能够为解决中印贸易摩擦提供有益的借鉴。
3.加快市场化改革,提升在贸易谈判中的地位
我国频繁遭受来自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而当前的经济体制和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同时加剧了产能的扩张,提高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缓解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从根本上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平衡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从出口贸易大国向出口与进口并重的贸易大国转变,提高我国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提升我国在贸易谈判中的地位。
4.鼓励企业对印直接投资
在境外设立生产或研发基地已成为很多中国企业有效减少国际贸易摩擦的有效途径。我国企业可以凭借自己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以跨国投资的形式进入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样做既减少了贸易摩擦,又能使我国企业占领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这要求从制度设计上增强我国的政策稳定性,推动金融体系的发展,减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约束,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