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4年，年近90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撰文，对中国出口增加、挤占了美国的就业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大于“生产率的差距”的时候，自由贸易也许（对发达国家）是有害的，从而为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萨缪尔森的巨大影响力，其代表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后进国家利益的反全球化观点，成为当时“反全球化浪潮”的“理论依据”。

如果说当时发达经济体“反全球化”思潮还没有形成气候的话，那么目前发达经济体“逆全球化”的认知和政策，已经成为现实。英国脱欧，美国“退群”，甚至扬言要退出WTO！发达经济体纷纷转向保护主义，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倡导自由贸易，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成为时下国际经济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是国际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二次战后，殖民体系瓦解，发展中国家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经济的道路，国际关系相对平等。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享有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和机构，提供了经济全球化所必须的规则、治理机制和体系，国际经济秩序相对合理。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剥削体系，国际贸易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没有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再三申明，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而一些发达经济体对多边贸易体制很不满意，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全球化的分工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产品价值链被分解了，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生产国际化成为常态，各国不是以产品优势而是以要素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要素分工和合作条件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门槛，使得原本不具备生产“整机产品”比较优势的国家，可以通过发挥廉价优质要素优势，专业化于特定生产环节和阶段，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甚至进入高科技行业的特定环节，获得产业发展机会。不仅如此，由于外溢效应和学习效应获取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还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

三是全球经济处于产业和技术革命的交替期。对发达国家来说，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的增长长周期正处于下降期，而对于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尚未走完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完整生命周期，仍然存在着继续摘取全球现有产业和技术“高悬果实”的错位发展战略机遇。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全球处于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的孕育期，进而促使全球要素分工向全球创新链等方向发展变化，这无疑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其中实现开拓性技术进步，在攀升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制高点过程中实现“弯道超车”，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

在以前以产业和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条件下，以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虽然也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些“比较利益”，但在总体上，对于发达工业化国家更为有利。本轮全球化以要素流动为本质特征，国际分工深化和产业梯度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发达经济体转向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就不是很难理解的了。

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要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采取合乎世界潮流、符合本国国情的开放战略。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动荡和贫困中挣扎。

一是政治稳定。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也是利用全球化机遇的条件。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北京大学姚洋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等级结构，造就了一个几乎完全平等的新社会，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能够采取有利于全社会的经济政策，成功地保持了政治稳定。

二是基本经济制度合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成功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提供了制度基础。既坚持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又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体系。

三是完善的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在极其严峻的国际环境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工业化人才，为对外开放、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和经济起飞奠定了产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托丰富廉价劳动力等低端要素等形成的低成本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创造了开放促进发展的经济奇迹，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在为世界提供优质廉价产品的同时，完成了中国式的“原始资本积累”。

四是采取了正确的开放战略。与体制改革相类似，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边学边干”，积累经验，不断适时调整开放领域、开放地域和开放层次。这种渐进性的开放和分工调整，限制了风险范围，保障了国际分工利益，保证了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使我们能够抵御突发性的外部冲击，避免了开放和分工调整中系统崩溃的风险。

总之，条件具备，战略正确，本轮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的发展对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中国方案。”